古体诗和近体诗的区别|古体诗_百度百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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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从诗句的字数看,有所谓四言诗、五言诗和七言诗等。四言是四个字一句,五言是五个字一句,七言是七个字一句。唐代以后,称为近体诗,所以通常只分五言、七言两类。五言古体诗简称五古;七言古体诗简称七古,而三五七言兼用者,一般也算七古。

  四言诗,在近体诗中已经不存在了,虽不加“古”字,但不言而喻,就知道是古体诗。《诗经》中收集的上古诗歌以四言诗为主。两汉、魏、晋仍有人写四言诗,曹操的《观沧海》、陶渊明的《停云》都是四言诗的典型例子。

  五古最早产生于汉代。《古诗十九首》都是五言古诗。汉代以后,写五言古诗的人很多。南北朝时的诗大都是五言的,唐代及其以后的古体诗中五言的也较多。而七古的产生可能早于五古。但在唐代以前不如五古多见。到了唐代,七古大量地出现,唐人又称七古为长句。

  杂言诗也是古体诗所独有的。诗句长短不齐,有一字至十字以上,一般为三、四、五、七言相杂,而以七言为主,故习惯上归入七古一类。《诗经》和汉乐府民歌中杂言诗较多。

  汉魏以来乐府诗配合音乐,有歌、行、曲、辞等。唐人乐府诗多不合乐。唐宋时代的杂言诗形式多种多样:有七言中杂五言的,如李白的《行路难》;有七言中杂三言的,如张耒的《牧牛儿》;有七言中杂三、五言的,如李白的《将进酒》;有七言中杂二、三、四五言至十言以上的,如杜甫的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;有以四、六、八言为主杂以五、七言的,如李白的《蜀道难》。

  此外,古绝句在唐时也有作者;都属古体诗范围。古体诗在发展过程中与近体诗有交互关系,南北朝后期出现了讲求声律、对偶,但尚未形成完整的格律,介乎古体、近体之间的新体诗。唐代一部分古诗有律化倾向,乃至古体作品中常融入近体句式。但也有些古诗作者有意识与近体相区别,多用拗句,间或散文来避律。

  古体诗格律自由,不拘对仗、平仄,押韵较宽,篇幅长短不限,句子有四言、五言、六言、七言体和杂言体

  四言诗是古代产生最早的一种诗体。《诗经》中的《国风》、《小雅》、《大雅》等都是以四言诗为基本体裁。在先秦两汉的其他典籍里,如《史记》所载《麦秀歌》,《左传》所载《宋城子讴》、《子产诵》等,也都是以四言体为主。可见,在西周到春秋时期,无论是社会上层还是下层,娱乐场合还是祭祀场合,最流行的诗体是四言诗。

  五言诗,古代诗歌体裁。是指每句五个字的诗体,全篇由五字句构成的诗。五言诗可以容纳更多的词汇,从而扩展了诗歌的容量,能够更灵活细致地抒情和叙事。在音节上,奇偶相配,也更富于音乐美。因此,它更为适应汉以后发展了的社会生活,从而逐步取代了四言诗的正统地位,成为古典诗歌的主要形式之一。初唐以后,产生了近体诗,其中即有五言律诗、五言绝句。唐代以前的五言诗便通称为“五言古诗”或“五古”。

  五言诗是每句五个字的诗体。它作为一种独立的诗体,大约起源于西汉而在东汉末年趋于成熟。当然,《诗经》中早就有五言的句子,如《召南·行露》:“谁谓雀无角,何以穿我屋?谁谓女无家,何以速我狱?”汉魏六朝时期的诗作,以五言为主。说明五言诗形成于此一时期。古代本有五言诗起于李陵《与苏武诗》的说法,但后人多加以否认,如苏软题(文选动便说:“李陵、苏武,五言皆伪。”又有说五言起于《古诗十九首》,也未获广泛赞同。大抵五言诗系吸收民歌的形式而成。

  秦始皇时的民歌《长城谣》:“生男慎勿举,生女哺用脯。不见长城下,尸骸相支柱。”就是使用五言。汉代的乐府诗如《江南》、《白头吟》、《陌上桑》、《孔雀东南飞》等也是五言。文人作的五言诗,一般认为最早的要算班固的《咏史》。五言的句式是在四言的基础上每句增加一个字,在句子的节奏上增加了一拍,形成了二二一或二一二的节拍群。由于不同节奏在诗中交错运用,就使句式更富于变化,更具有音乐感。

  六言诗是旧诗的一种体裁,全诗都是六个字一句。在《诗经》中已有萌芽。其后诗人也偶尔写过六言四句的短诗,如王维的《田园乐》:桃红复含宿雨,柳线更带朝烟。花落家僮未归,鸟啼山客犹眠。

  六言散句最早散见于《诗经》。其中有单句,亦有偶句。如“室人交遍谪我”、“室人交遍摧我”(《邶风·北门》),“行役夙夜无已”、“行役夙夜无寐”(《魏风·陟岵》),“五月斯螽动股,六月莎鸡振羽”(《豳风·七月》),“置之河之干兮,河水清且涟漪”(《魏风·伐檀》)。正是因为《诗经》中有这么多的六言句,挚虞和刘勰论六言诗的起源,才追根溯源到这里。但是,《诗经》中的六言诗仅是散句,既比较少见,又没有两句以上的六言句连续出现的情况。所以,如果以为在《诗经》时代就已经出现了完整的六言诗,显然缺少足够的证据。

  到了《楚辞》,六言句不仅较为常见,而且有连续四句以上的情况出现。《离骚》

  完整而规范的六言诗是在建安时期才出现的。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六言诗,是孔融的三首六言诗。孔融是建安七子之一,诗文俱享名于当时。在诗歌创作上,他在借鉴《诗经》、《楚辞》和两汉乐府六言散句的基础上,创作出了完整的六言诗:

  汉家中叶道微,董卓作乱乘衰,僭上虐下专威,万官惶怖莫违,百姓惨惨心悲。

  从洛到许巍巍,曹公忧国无私,减去厨膳甘肥。群僚率从祁祁,虽得俸禄常饥,念我苦寒心悲。

  孔融之后,曹丕、曹植兄弟皆有六言诗传世。曹丕有六言诗三首,其中《黎阳作诗》和《令诗》是规范的六言诗;《寡妇诗》形式为六言,但因每句第四字为“兮”字,因而可视为六言别体。

  七言诗包括七言古诗(简称七古)、七言律诗(简称七律)和七言绝句(简称七绝)。

  七言体是古代诗歌体裁,全篇每句七字或以七字句为主的诗体。它起于民间歌谣。

  先秦时期除《诗经》,《楚辞》已有七言句式外,《荀子》的《成相篇》就是模仿民间歌谣写成的以七言为主的杂言体韵文。

  西汉时期除《汉书》所载的《楼护歌》、《上郡歌》外,还有司马相如的《凡将篇》、史游的《急就篇》等七言通俗韵文。

  东汉七言、杂言民谣为数更多,如东汉末年的《小麦谣》、《城上乌》(司马彪《续汉书·五行志》)、《桓灵时童谣》举秀才(葛洪《抱朴子·审举》)都是很生动、通俗流畅的七言和杂言民间作品。相传汉武帝曾会聚群臣作柏梁台七言联句,但据后人考证,实系伪托,并不可靠。

  魏曹丕的《燕歌行》是现存的第一首文人创作的完整七言诗。以后汤惠休、鲍照都有七言作品。鲍照的《拟行路难》18首,不仅在诗歌内容上有很大扩展,同时还把原来七言诗的句句用韵变为隔句用韵和可以换韵,为七言体的发展开出了新路。

  从梁至隋七言体诗歌逐渐增多,至唐代七言诗才真正发达起来。七言诗的出现,为诗歌提供了一个新的、有更大容量的形式,丰富了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表现力。

  杂言诗,因诗中句子字数长短间杂而得名,其句中字数不定,最短仅有一字,长句有达九、十字以上者,以三、四、五、七字相间者为多。其特点是形式比较自由,便于无所拘束地表达思想感情。凡是以情致或气势胜的诗人,对于杂言诗都有极大的偏爱。

  中国古代诗歌整齐划一的格律诗发展到中唐达到巅峰状态(代表诗人是杜甫),因为其形式上的诗美空间已经被唐代的大诗人挖掘而所剩有限,因此唐末五代中国的格律诗向杂言诗发展,形成一个对整齐划一而导致形式有些僵化的格律诗的反拨,而最终定型为“词”这一杂言诗体制形式。而词,最终发展到了“一代之文学”的高度,取得伟大成就。

  古体诗既可以押平声韵,又可以押仄声韵。在仄声韵当中,还要区别上声韵、去声韵、入声韵;一般地说,不同声调是不可以押韵的。 古体诗用韵,比律诗稍宽;一韵独用固然可以,两个以上的韵通用也行。但是,所谓通用也不是随便乱来的;必须是邻韵才能通用。

  第七类:平声寒删先及元半,上声旱潸铣及阮半,去声翰谏霰及愿半。

  注意:在归并为若干大类以后,仍旧有七个韵是独用的。这七个韵是: 歌 麻 蒸 尤 侵 职 缉

  胡关饶风沙,萧索竟终古。木落秋草黄,登高望戎虏。荒城空大漠,边邑无遗堵。白骨横千霜,嵯峨蔽榛莽。借问谁凌虐?天骄毒威武。赫怒我圣皇,劳师事鼙鼓。阳和变杀气,发卒骚中土。三十六万人,哀哀泪如雨。且悲就行役,安得营农圃?不见征戍儿,岂知关山苦?李牧今不在,边人饲豺虎。(全篇麌韵独用)

  西上莲花山,迢迢见明星。素手把芙蓉,虚步蹑太清。霓裳曳广带,飘拂升天行。邀我登云台,高揖卫叔卿。恍恍与之去,驾鸿凌紫冥。俯视洛阳川,茫茫走胡兵。流血涂野草,豺狼尽冠缨。(清、行、卿、兵、缨,庚韵;星、冥,青韵。)

  谁家起甲第,朱门大道边?丰屋中栉比,高墙外回环。累累六七堂,栋宇相连延。一堂费百万,郁郁起青烟。洞房温且清,寒暑不能干。高堂虚且迥,坐卧见南山。绕廊紫藤架,夹砌红药栏。攀枝摘樱桃,带花移牡丹。主人此中坐,十载为大官。厨有腐败肉,库有朽贯钱。谁能将我语,问尔骨肉间:岂无穷贱者?忍不救饥寒?如何奉一身,直欲保千年?不见马家宅,今作奉诚园? (边、延、烟、钱、年,先韵;园元韵;干、栏、丹、官、寒,寒韵;环、山、间,删韵。)

  读书三万卷,仕宦皆束阁;学剑四十年,虏血未染锷。不得为长虹,万丈扫寥廓;又不为疾风,六月送飞雹。战马死槽枥,公卿守和约。穷边指淮淝,异域视京雒。于乎此何心?有酒吾忍酌?平生为衣食,敛版靴两脚。心虽了是非,口不给唯诺。如今老且病,鬓秃牙齿落。仰天少吐气,饿死实差乐!壮心埋不朽,千载犹可作!(雹,觉韵;其余的韵脚都是药韵。)

  从上面这些例子可以看出,古体诗虽然可以通韵,但是诗人们不一定每次都用通韵。例如李白古风第十四首就以麌韵独用,不杂语韵字。特别注意的是:上声和去声有时可以通韵,但是平仄不能通韵,入声字更不能与其它各声通韵。试看陆游《醉歌》除了一个雹字,一律都用药韵字。就拿雹字来说,它也是入声,并且是觉韵字。觉药是邻韵,本来可以跟药韵相通的。 古体诗的用韵,是因时代而不同的。实际语音起了变化,押韵也就不那么严格。中晚唐用韵已经稍宽,到了宋代以后,古风的用韵就更宽了。

  有一种七言古诗是每句押韵的,称为柏梁体。据说汉武帝建筑柏梁台,与羣臣联句赋诗,句句用韵,所以这种诗称为柏梁体。

  其实鲍照以前的七言诗(如曹丕的《燕歌行》)都是句句用韵的,古代并且另有一种隔句用韵的七言诗。等到南北朝以后,七言诗变为隔句用韵了,句句用韵的七言诗才变了特殊的诗体。

  知章骑马似乘船,眼花落井水底眠。汝阳三斗始朝天,道逢曲车口流涎,恨不移封向酒泉。左相日兴费万钱,饮如长鲸吸百川,衔杯乐圣称避贤。宗之潇洒美少年,举觞白眼望青天,皎如玉树临风前。苏晋长斋绣佛前,醉中往往爱逃禅。李白一斗诗百篇,长安市上酒家眠。天子呼来不上船,自称臣是酒中仙。张旭三杯草圣传,脱帽露顶王公前。挥毫落纸如云烟。焦遂五斗方卓然,高谈雄辨惊四筵。

  恰国之龙腾,是方长,美哉!壮哉!余好乐而学,惟思,惟将,是笔之。或喻,或挞,或策之,是吟也。

  我们讲过,古体诗有杂言的一体。杂言,也就是长短句,从三言到十一言,可以随意变化。不过,篇中多数句子还是七言,所以杂言算是七言古诗。 杂言诗由于句子的长短不受拘束,首先就给人一种奔放排奡的感觉。最擅长杂言诗的诗人是李白,他在诗中兼用散文的语法,更加令人感觉到,这是跟一般五七言古诗完全不同的一种诗体。

  讲到这里,古体诗和近体诗的分别非常明显了。但是,并不是所有的古体诗都和近体诗迥然不同的。上文说过,律诗产生以后,诗人们即使写古体诗,也不可能完全不受律诗的影响。有些诗人在写古体诗是还注意粘对(只管第二字,不管第四字),另有一些诗人,不但不避律句,而且还喜欢用律句。这种情况,在七言古风中更为突出。

  这首诗平仄合律,粘对基本上合律,简直是两首律诗连在一起,不过其中一首是仄韵绝句罢了。

  注意:这种仄韵与平韵的交替,四句一换韵,到后来成为入律古风的典型。高适、王维等人的七言古风,基本上是依照这个格式的。

  (1)篇中各句基本上都是律句,或准律句(即仄仄平平仄平仄)。

  (2)基本上依照粘对的规则,特别是出句和对句的平仄完全是对立的。

  (3)基本上四句一换韵,每段都像一首平韵绝句或仄韵绝句;其中有一韵是八句的,像仄韵律诗。

  就古风入律不入律这一点看,高适、王维的一派(入律),后来白居易、陆游等人是属于这一派的;李白、杜甫是另一派(不入律),后来韩愈、苏轼是属于这另一派的。白居易、元稹等人所提倡的元和体,实际上是把入律的古风加以灵活的运用罢了。

  由上所述,我们可以看见,在古体诗的名义下,有各种不同的体裁,其中有些体裁相互显示着很大的差别。杂言古体诗与入律的古风可以说是两个极端。五言古诗与七言古诗也不相同:五古不入律的较多,七古入律的较多。当然也有例外,像柏梁体就不可能是入律的古风。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去看各种古风,才不至于怀疑它们的格律是不可捉摸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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